一位独生子女家长的来信大学特困生现在成为很多报刊的热门话题。特别是最近，出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落泪是金》，它先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上，然后被各报各杂志节选并给予好评。报告文学是搜集了300多个大学特困生之后写出来的，光是看其中的情节，大概能引人落泪。但凡事偏听不得，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。
第一，超生是产生大学特困生的重要原因。
上不起大学，是很引人同情的。但是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来看，好多家庭之所以特困，是由于他们超生。比如其中讲述了一个学生金某，报告文学里说，金某的父亲召开家庭会议，叫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交钱支持金上大学，那就是说，老金家起码有五个男丁，还没提他有没有弟弟，有没有姐姐和妹妹。你们家想多子多福，愚昧得不可开交，成为超生户中的“重中之重”，还想过上很富裕的生活，那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作者不批评这样的人，反而一洒同情之泪，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！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：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赵某也是特困生，当他6岁时，生父去世，母亲带着4个孩子再婚。以后生没生孩子，没写。4个孩子能不特困吗？
超生是产生大学特困生的重要原因。大连市的一家报纸隔一周就发一个专栏《特困生档案》，意在引起捐助，一写就是“哥哥和妹妹为了我上大学不得不辍学打工”，或者“我和弟弟妹妹全是大学、中专在读”，念了那么多书，不知道超生可耻吗？也许有人说，孩子对超生是没有责任的。我说，你的家庭对此肯定应当负责任。上大学不是个人行为，而是家庭行为（这一条后面还要讲）。
第二，既然特困，是否一定要上大学？
生活的道路是广阔的，正面攻不上去，就从侧面攻。当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农民，不比当一个特困大学生好吗？在家乡里边劳动边业余学习，文凭不耽误，又不影响吃饭，还有更多的提拔机会。好多农村学生一心一意考上大学以离开农村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是要量力而行。今年夏天我到南方农村采访，那儿县城的高中生一再复读，除了高一高二高三，还有高四班、高五班。如果真是为了求知识，那么点玩艺值得你学五年？不过是想找个敲门砖而已。
我今年49岁，亲身经历了70年代初起（即文革后期稍有稳定时）国家重新动员实行计划生育的全过程，不知费了多少事，才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慢了下来。当时就有一条，凡是因孩子多造成生活困难的，不得享受经济补助。
宪法上规定了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。我们的宣传报道和文学创作，都要巩固计划生育的成果，尊重我们这些听党的话、坚持计划生育的人群的感情。同样年龄段的人，如果形成社会舆论（或社会压力），要当初计生的向当初超生的献什么爱心。是真正英雄，才是顾全大局，才是利国利家。莫非要由我们向他们发放超生奖学金？我家只有一个孩子，上大学要自己掏钱，如果你超生家庭能通过舆论争取到社会赞助，叫我们怎么想？对党的政策、对基本国策还有没有信心？社会还有没有公道可言了？国家还有没有信誉了？宪法还灵不灵了？
摘自《北京日报》（待续）
 |
